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时段。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长期保持儒学与玄学二元并立的格局，是本期学术文化的显著特点。因此，考察和理解六朝文化，经学史与玄学史应当作为重点和关键。迄今为止，有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对六朝经学与玄学的相互关系，也有学者涉及。但是此类研究或是以经学为主，或是以玄学
其一，作者相当具体地论述了六朝经学的演进线索。清末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六朝是经学的“中衰时代”。此后不少学者对此也有所讨论。但是从总体状况看，学术界对东汉之后的３６０余年间经学的历程，考察相当简略。《六朝经学与玄学》的上编首先对经学历史进行了回顾，指陈了六朝经学演进的前提与基础，然后，分别论述其发展脉络。作者指出：三国时期的经学，前期靠东汉末年成长起来的学者支撑而稍盛，后期因为玄学的排挤而趋于衰弱；出于三国分治，各个地区的经学具有各自的学术特色。两晋经学处于缓慢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从儒学的主要传播渠道看，经学的传承不仅依靠官方办学与民间讲学，还得力于家族内部传承。两晋的经学成就主要表现在重新注释经传和增益经典两个方面。与以往的经学研究相比较，应用性研究有加强的趋势。但从士大夫的实践看，儒学还没有得到普遍的尊崇。东晋经学相对于西晋经学的新变，是礼学研究的兴盛。东晋一朝，孝子远远多于忠臣，这与礼学研究偏重于家族伦理，相对忽视君臣伦理，是有紧密联系的。在宋、齐、梁、陈四朝，儒学的地位经历了缓慢上升的过程。刘宋时期帝王多与经学名流有密切联系，这种现象有助于儒学的传播。此际经学研究也是礼学为主，但是多与处理皇族内部事宜有关。这个时期玄、儒、文、史四学并立，就经学而言，起到了推动了经史结合的作用。南齐为时虽短，在六朝经学史上却非常重要，皇室子弟注重钻研经学，客观上构成了统治阶级提倡儒学的一个环节，儒学的影响力也在恢复。梁代研究经学的风气很盛，经学家人数众多并且形成了流派，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南北朝之间学术交流因经学家流动而在加强。陈代经学对儒学复兴的基本走势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其二，作者还完整地勾画出玄学由兴至衰的历史过程。这是本书《下编》的主要内容。作者认为，玄学发端于曹魏，终结于梁陈。以往对于玄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魏晋，而宋、齐、梁、陈则很少有人进行细致考察；论魏晋玄学，也只是侧重于哲学层面的探讨，不甚重视政治层面的剖析。作者对玄学发展史的论述，有助于弥补这种缺憾。作者论曹魏玄学，认为它主要是上层士大夫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而进行的学术活动。它确定了自身的经典依据，建构了基本理论框架，创造了以“道”统“儒”的学术资源整合方法，是玄学发展的轴心时代，两晋和宋、齐、梁、陈的全部玄学理论大致都可以在曹魏找到源头。论西晋玄学，主要突出其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并采用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视角，以竹林名士、中朝人物、郭象等个案的分析为依托，揭示了西晋玄学的变化和特色。论东晋玄学，指出由于西晋末年的政治分裂，使之呈现独特的文化风貌。前期，由于社会政治变迁等原因，部分士大夫发出排斥玄学的呼声。但是崇尚玄学的风尚没有消失，只是“任诞”之风逐步让位于“清恬”习尚。中后期，出现了重“老”轻“庄”的学术趋向。总的说来，东晋玄学的家族化倾向与西晋相比显著加强。玄学虽然没有成为东晋王朝中兴的强大支柱，却相当有效地化解了它和现存政治秩序的冲突。在宋、齐、梁、陈这一时段，玄学社会影响依然很大。考虑到东晋后期玄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刘宋和南齐官方在国学设立“玄学”一门，十分明确地把它升格为主流学术。与此同时，在朝廷提倡和自我选择相结合的基础上，宋、齐士大夫普遍接受玄学，玄学的学术积累和各种效应深刻地改造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但是，由于玄学对于皇权的巩固始终不能发挥强大的支撑作用，在梁朝终于丧失主流文化的地位。
其三，作者清晰地指陈了六朝经学与玄学的兼容和对立。玄、儒兼修在六朝是长盛不衰的学术风气。东汉末年经学家兼修道家学说，六朝经师相沿未改。玄学家与先秦道家直接排斥儒家不同，他们始终把儒学作为可以利用的学术资源。如何整合儒学与道家学说，是玄学家与经学家都致力研究的课题。《六朝经学与玄学》比较系统地列述了六朝士大夫会通玄儒的理论要点。首先，在哲学方面实行互补。王肃肯定老子“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何晏以“不可体”来解释孔子所谓“道”，都有淡化儒家与道家“道论”的倾向。其次，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互补。儒家的仁政学说与道家“无为而治”，都要求约法省刑、施政宽缓。儒家崇尚的“智”与道家的权谋，之间界限比较模糊。第三，在处世哲学上实行互补。儒家的“独善其身”、“温、良、恭、俭、让”，与道家的“贵柔守雌”、“返朴归真”、在经学家和玄学家理论研究、生活实践中被巧妙地结合起来。
儒学与玄学的对立与冲突，也是作者考察的重点。作者认为玄学家一般是以道统儒，而经学家则是以儒统道，两者的学术立场不同。这种学术立场的差异，表现为两者在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对立与斗争。在哲学方面，儒家“崇有”，玄学家“贵无”；在历史观方面，儒家宗法三代，玄学家推崇远古；在伦理观上，儒家尊奉“名教”，玄学家师法“自然”。正是在学术立场、基本理论上的差异，使得两者无法全面整合为同一种学术文化。
分析六朝经学与玄学的异同，时常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两者在具体人物的具体思想观念中边界模糊，难以裁断。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面临这种情况时，能够细心审察，作出贴切的评判。作者注意到经学家和玄学家会通儒家仁政学说与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一致趋向，但是并没有忽视两者在理论展开时的区别。作者论曹魏学术，指出有些学术名家主张抑制奢靡风气，经学家要求君主弘扬仁爱之心，调整政策，让利于民；玄学家则主张君主改变价值观念，带动全社会移风易俗，消弭追逐私利之心。这样分析，使人在看到儒家与玄学家政治思想结合点的同时，也看出两者思想底蕴的差别。
其四，作者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值得参考的见解。笔者认为，通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唐代以后儒家文化能够恒久、稳定地占据主流地位，而道家文化则不能？作者在对六朝经学与玄学加以全盘研究之后，认为儒学和道家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自在日后历史上的地位。玄学的演进可以理解为道家文化在西汉之后重新接受历史检验的关键过程。最终的结论是，道家学说不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只能作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六朝之后，也很少有人主张把道家学说作为主流思想。这是因为六朝时期玄学没有能够发挥统治者所期待的功能。而儒学在六朝虽然也没有引导国家实现振兴，却依然是六朝社会体制建构的主要文化依据，依然深刻地制约着士大夫的思想与实践。对于后世而言，人们以两汉历史为参照来分析六朝动乱相寻的原因，得出的结论不是因为儒学已经过时而不足以充当社会的精神支柱，而是由于玄学对于儒学的冲击，由于统治者不善于发挥儒学的效用。唐代统治者在立国之初便大力弘扬儒学，重视应用性研究，弥补了六朝时儒学的不足，使儒学的治世效能得到了显著的发挥。唐王朝的强盛，与统治者借鉴六朝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无关系。当然，要充分认识儒学以及道家文化在唐以下中国社会的实际地位与作用，需要对这一更长的历史时段本身进行研究。但是，《六朝经学与玄学》的作者所作的思考，对我们还是有一定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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